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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Uhjnbcbe - 2020/11/14 3:00:00

提要:年11月29日,胡适在台大演讲中公开质疑《虚云和尚年谱》初版史实有误,并表示虚云老和尚的年龄亦不大可信,由此引发了台港佛教界、海外侨僧界的强烈反弹,胡适也“拿证据来”进行反批判。胡适受到“围剿”,与他力倡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存在着理论缺陷,以及一向的反佛态度相关。对中国佛教处境之深切的危机感,是佛教界“辟胡说”的深层次原因。这场争辩已超出纯粹的学术争鸣的范畴,进而牵涉到双方对宗教信仰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问题。此外这场争辩亦受到*治意识形态的影响。

关键词:胡适;《虚云和尚年谱》;《辟胡说集》;五四运动

一、前言

胡适堪称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灵*人物。在诸多学术和思想领域里,他皆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,做了令人瞩目的开拓工作。但自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“暴得大名”之后,围绕他的赞毁和聚讼就此起彼伏。

年11月29日,胡适应台湾“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及中华科学协进会的邀请,在台大法学院礼堂讲《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》”(胡适演讲内容,参见台湾《中央日报》年11月30日,5版。另见胡颂平编著: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8册,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年,页),借题质疑《虚云和尚年谱》初版(岑学吕居士编)(年春,“虚云和尚法汇编印办事处”在香港印行了《虚云和尚年谱》初版,同年秋又出第二版,未对初版内容作任何更动。后来岑居士对该年谱作了部分修订,于年交由香港佛学书局印行了第三版。年9月,“台湾印经处”翻印了该年谱之第三版。)史实有误,并表示虚云和尚年龄亦不大可信,由此引发了台港佛教界及海外侨僧界的剧烈反弹,反胡声一浪高过一浪,与当时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批胡风潮形成了有趣的对照。

本文主要依据“缅华佛教僧伽会”于年7月发行的《辟胡说集》(《辟胡说集》收集了台港及海外各报刊杂志中有关质疑、批评胡适年11月29日演讲的文章,并附录了胡适的演讲词及答辩词。该资料系笔者在台期间从圆光佛学研究所“台湾佛教史资料特藏室”复印的。该所研究生如斌师父、中正大学王见川博士、淡江大学蔡锦堂博士、李世伟博士为笔者提供了许多方便,特此致谢。),拟对这场公案的缘起、双方争论的焦点及实质作扼要的分析IV。文中不妥之处,敬请专家斧正。

二、《虚云和尚年谱》的编纂和胡适的“胡说”

为何胡适的一个很普通的演讲,竟然会掀起台港佛教界及海外的侨僧界的讨胡声浪?这必须从岑学吕如何编纂和修订《虚云和尚年谱》,以及胡适如何质疑并考证《虚云和尚年谱》的失实问题等,入手来考察。

岑学吕曾谈及年谱初版的编纂经过:

“壬辰春,云门事变后,师于重伤病中,目不能视,耳患重听,语音艰涩,神志昏沈,诸弟子虑有变也。伺师稍清醒时,环请述生平事迹,备编年谱,匆遽集多手分录草稿,拆开旧经书一本,录于纸背,复装订成册,密交学吕编辑;以港中乏书参考,乃四出搜集,其中整篇文字,多由诸方丛林辗转录出,至于法语及事迹,亦多同师之弟子于曩日亲闻者,分别寄来。惟年谱中之重要事实及向所蕴而未彰者,皆为师之口述,故仍称自述年谱也。”(参看《虚云和尚年谱》之《序》,台湾高雄大悲印经会,年2月印本,页1-2)

“当我编辑年谱之时,港中缺乏志书,无可查考。僅将寄来资料整理。”(岑学吕:《关于〈虚云和尚年谱〉问题》,原载于《中央日报》年2月23日,《辟胡说集》,页41)这说明岑在编纂年谱时,客观上无法对相关史实进行详细的考订。

此外,岑学吕称,编纂年谱是为了突出虚云老和尚一生“弘法利生”之事,至于其他不关该事的,“我随随便便,懒于考究了”(岑学吕前引文,《辟胡说集》,页46)。这说明岑在主观上亦不热衷于年谱个别事实的考订。因此,不能排除年谱初版有史实不实之处。

早在年7月10日和7月19日,胡适就从纽约写信给定居加拿大的詹励吾居士(自号“半痴”),称查了《漳州府志》和《福宁府志》,发现所录道光年间的知府并未有姓萧名玉堂(虚云父)的,故年谱初版有关萧玉堂曾任福建知府的说法并不可靠﹝参见半痴(詹励吾):《论我自己信仰的根据——并表示我对胡适先生考证虚云和尚年谱事件的意见》之“附记二”(原载于《今日佛教》,年,35期,《辟胡说集》,页56),胡适致《中央日报》社长胡健中信(原载于《中央日报》年12月5日,5版,《辟胡说集》,页98)等相关记载。半痴称胡适是年7月10夜及17夜写信给他的,岑学吕之《关于〈虚云和尚年谱〉问题》亦如是说。胡适自称“大约在民国四十四、五年”(胡颂平前引书,页)写信给詹励吾,说法较含糊﹞。

詹励吾当时认为“老人尊翁官居何职,和他自己年龄多少,在我主观上,是觉得毫不在乎的”(半痴前引文,《辟胡说集》,页56-57)。同年7月25日,詹氏抄胡函寄给香港的岑学吕居士,岑回函请詹代“致意胡先生道仰企之忱”(岑学吕前引文,《辟胡说集》,页47)。

可见二位居士对胡函最初并未持异议。但胡适是否对虚云老和尚的年龄(道光己亥年生)表示怀疑,因资料未录此信,不得而知。从二居士的态度及胡适后来的自陈辞推断,胡函应属商讨性质的,且是私函,尚不足掀起佛教界的讨伐声浪。

年7月,岑学吕对年谱作了修订(第三版)。他自称“甲午,自己查出错误多端,乃四出奔走,寻求更正资料”,并“急驰书询问虚云和尚,经数月后,得其第一复书,内言:‘云是生在泉州府署,父任何官职,无所了知,出家后,全抛俗事,更不复记。’云云”,而后旧友刘蕃质疑年谱载萧“任永春州知府”“似有疑问”,岑“因此将第一版年谱拆开,分成十份”,寄往上海友人,以转交给住鍚江西云居山的虚云和尚,“嗣得第二复书,即现影印在三版首页之虚云老人亲笔。我乃将签出处参考更正,逐于丁酉七月印行增订年谱第三版;增是增加后来的事迹,订是订正初版误记的一二事”(岑学吕前引文,《辟胡说集》,页42)。

年中秋,岑学吕和宽贤合撰的年谱《序》文,亦提及上述之编纂经过,只是简略些(参看前引之《虚云和尚年谱》之《序》,页1-2)。

以下是三版年谱中与胡适的质疑内容相关的记载(胡适致胡健中信,胡颂平前引书,页-):

(1)“父玉堂……。道光初年,父以科举出身,宦游闽(初版‘父以举人出身,官福建’),戊戌己亥间,佐治永春州事(初版‘任永春州知州’)。”

(2)“翌年(道光二十年——笔者按),父调佐泉州府(初版‘父擢泉州府知府’)。”

(3)删初版“道光二十四年,甲辰,五岁,予父调任漳州府知府”句。

(4)删初版“道光二十七年,丁未,八岁,予父调福宁府知府”句。

(5)“道光三十年,庚戌,十一岁,父复回泉州府(初版‘父复回任泉州府’)。”

(6)“咸丰五年,乙卯,十六岁,父任厦门关二年,调回泉州(初版‘调回泉州府任’)。”

(7)“父玉堂,为福建泉州二守(初版‘为福建泉州太守’)。”(此为年谱附记之《尼妙净留偈记》文。)

这些修订是否符合史实,也有待考订。

年11月29日,胡适在台大的演讲算是捅马蜂窝了。该演讲被刊在台湾省各大报刊上,影响颇大。胡适强调“‘科学精神’的四个字就是‘拿证据来’。……给我证据我就相信,没有证据我就不相信”XIV,并举了《虚云和尚年谱》例子:“前些时候,报上登了大陆死了一个很有名的佛教大和尚,他死的时候,一百二十多岁。一个人活了一百二十岁,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,但这个和尚生前有一本年谱,详细记载了他一生的事迹。年谱里他俗姓萧,他的父亲名叫玉堂,做过福建三府的知府。这位大和尚出生时,他父亲正做某一府的知府,他就生在知府衙门里。他三岁时,父亲调某府知府;他五六岁时,父亲又调某府知府。这些话是很容易考据的。在他所说的这三府的府志,曾查了两府。这两府志对那大和尚所说的他父亲在任的年代都有明白的记载,但知府的姓名中并没有姓萧名玉堂的。因此,我就不敢相信这大和尚真是活了一百二十多岁了。”(胡颂平前引书,页-)

胡适的话语暗含这样的推论:由判断A“虚云老和尚之父萧玉堂做过福建知府”是假的,进而推测B“虚云老和尚活了岁”也可能是假的。对于那些景仰虚云老和尚“坚节苦行,禅定功深”(半痴前引文,页56)的佛教徒而言,这可能意味着对虚云老和尚之修持与人格的否定,堪称是不容质疑的“胡说”了。事实上质疑虚云老和尚年龄者亦非胡适一人﹝如年大陆“反右”时有人“谓师妄报年龄”,《虚云和尚年谱》(高雄大悲印经会版),页﹞,胡适是为名所累了。

11月30日,张龄和蔡克辉二居士率先投书《中央日报》,对胡适所用年谱版本及推理的逻辑提出质问(张龄、蔡克辉投书:《请问胡适博士这是证据还是造谣》,原载于《中央日报》年12月5日,5版,《辟胡说集》,页1-3)。该报社长胡建中将张蔡二函转给了胡适。胡适方知第三版已刊行了﹝胡适并不知晓年年谱已修订,如年5月31夜,他在致陈伯庄函中,称虚云的一些偈语“都是humbug”,泉州府、福宁府也“绝无知府萧玉堂其人!虚云的年岁(一百十四五岁)也不可信”。胡颂平前引书,页,页﹞。

12月2日,胡适致函胡建中(此为《一勘虚云和尚年谱》),指出张蔡将“台湾印经处”年9月版的年谱,同香港年刊出的原版年谱相混淆了,其实台湾所印版本者乃年谱之第三版,该版有关“佐治”和“二守”之说,亦是假的。他是用“拿证据来”的常识逻辑,来判定虚云老和尚的年龄很可疑的,“只有他《自述年谱》是唯一的证据,只他自己是唯一的证人。所以我不能不考考这唯一的证据是否可靠,不能不考考这唯一的证人是否可信”(胡颂平前引书,页)。

胡适在该函中还辩称:“詹居士把我的信钞寄给香港的朋友岑学吕居士,后来才有‘三版’的修改,才有虚云和尚承认‘其中不无误记之处’的亲笔信。我细看‘三版’修改之处,大概都是因为我指出三府知府并无萧玉堂其人而修改的。……我们看虚云和尚丙申八月的亲笔信,应该可以相信这些修改之处都是他老人家‘令侍者签出’的了。”(胡适致胡建中信,胡颂平前引书,页-)

针对胡适的说法,岑学吕则强调他在致胡函中“并不曾说明我已于一年前查出错误,及所得资料以自矜炫;盖亦学修持人之风度也。后我于一九五七年重订年谱为第三版;此次增订出版,并非受到胡适之先生所指示,因我已所查出之……史料,均非胡适之先生函所列有者也”(岑学吕前引文,《辟胡说集》,页46-47)。

按不能排除胡函对于岑氏修订年谱有所帮助,但若说岑修订年谱全是胡适的提示所致,亦未客观。胡适的说辞未免有自我抬高的嫌疑,未必符合史实﹝按:虚云老和尚回信称“年谱一册今日始得寓目”,足证岑学吕将年谱转寄给虚云老和尚(住锡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)的说法是可信的。彼时中国大陆邮递系统较不发达,对海外邮件审查亦较严格,香港和大陆的信件往来所费时间应甚久。岑氏转寄给虚云老和尚的信函及年谱,至少费时半个月以上。虚云老和尚也得先看年谱,方能将“其中不无误记之处,今令侍者略为签出”,此又得花数日。从虚云老和尚8月12日写信给宽贤这个时间看,岑应是寄信及年谱给虚云老和尚后,才收到詹励吾抄来的胡函。更何况詹的抄函(7月25日)系国际邮件,也得花数日方至香港﹞。

12月3日,胡适又致书胡建中,并将年谱初版送呈《中央日报》编辑部,以便他们对照初版和三版之异同(胡颂平前引书,页)。12月7日,胡适从田炯锦(“内*部长”)处借阅到《永春县志》(民国十九年铅印本)(胡颂平前引书,页)。9日夜,他致书“民主斗士”雷震,是为《二勘虚云和尚年谱》,胡曰:初版说玉堂“任永春知州”是假的,三版改为“佐治永春州事”,也是假的。同夜他在复田炯锦书中亦提及此考证结果。

年初,雷震以《虚云和尚年谱讨论》为篇名,将胡适致胡建中函及《二勘虚云和尚年谱》,刊在鼓吹民主自由的喉舌——《自由中国》杂志上(《二勘虚云和尚年谱》,原载于台湾《自由中国》21卷12期,胡颂平前引书,页--)。宣扬西化之知识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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